汉朝中央集权的确立
内容摘要：汉朝作为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阶段，为后世的一统提供了前例，开创了中国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新局面。
关键词：中央集权、汉朝、汉武帝、西汉大一统
正文 :
在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过程中，汉朝是一个重要阶段。一般认为，其发展规律为：秦创立–汉巩固–隋唐完善–两宋强化–照清达到顶峰。汉朝在中间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汉朝在中央集权制发展中所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表现是“汉武帝的大一统”。
一、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
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、汉景帝等，吸取秦亡教训，减轻农民的徭役、兵役和赋税负担，注重发展农业生产。文帝、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，劝诫百官关心农桑。每年春耕时，他们亲自下地耕作，给百姓做榜样。他们提倡节俭，并以身作则。文帝在位二十多年间，宫室、园林没有什么增加。他修建的陵墓，要求从简，不许用金银等装饰，只能用陶瓦。
西汉初年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是建立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的。建汉之初，刘邦就多次组织人讨论秦亡原因。当时儒生陆贾向刘邦提出“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天下”的建议，刘邦觉得很有道理，遂指使陆贾把秦朝失天下的原因和以往帝王治天下的经验总结出来，成为《新语》十二篇。刘邦看了以后很受启发，认识到秦朝之所以灭亡，就是秦朝的统治者对人民狠毒残暴，加之沉重的徭役，残酷的刑罚，副得广大群众走投无路，才有陈胜、吴广的揭竿而起。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，他采取了“反秦之弊，与民休息”的政策。他鼓励士兵回乡生产，免除他们的徭役、田租，改秦时的十税五为十五税一，受灾地区可以免租税等。后来汉文帝即位后，以高祖刘邦的既定方针为基础，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利民的政策，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局面。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，他曾多次讲过：“农业是天下的根本，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；人民有吃有穿，天下才会太平。”为发展农业生产，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。他即位的第二年，就免去天下田租的一半；十三年后，完全废除了田租。每年的春天。他还亲率大臣耕作，生产供祭祀用的粮食。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他还规定农民种地没有种子，由各县借给他们；没有口粮，由各县贷给；发生天灾，由各县赈济。文帝一生提倡节俭，在封建帝王中也是罕见的。他在位23年，宫室、园林、狗马、衣服、车驾都没有增加。文帝平常经常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就连对他所宠爱的慎夫人，要求也很严格，规定衣裙下摆不准拖到地面，帷帐是素面，全不刺绣，也没有花边等。他修建陵墓时，下令随葬品只有陶器，禁止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，他在遗诏中说：“给我送葬的车马，不准陈列兵杖；送葬人戴的白布孝带宽不超过三寸；治丧期要短；在治丧期间，不要禁止百姓结婚 、祭祀、饮酒与吃肉。”汉景帝刘启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有名望的皇帝。他即位后，继承和发扬了汉文帝时期的传统，把文帝开创的安定富足的局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，因而才有“文景之治”之称。汉景帝和汉文帝一样，强调以农为本，继续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。他在位的第一年，虽然复收农田半租，坚持三十而税一，但这仍然是很轻的税收。由于景帝体恤民情，重视发展农业生产，使西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，出现了一派国家安宁，人民丰衣足食的繁荣景象。
“文景之治”。文景时期，社会比较安定，百姓富裕起来。到景帝后期，国家的粮仓丰满，新谷子压着陈谷子，一直堆到仓外；府库里的大量铜钱，多年不用，穿钱的绳子烂了，散钱多得无法计算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统治称为“文景之治”。文景之治”局面的出现，是建立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的，而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是在吸取秦亡教训的条件下开始的。而秦亡又是因为暴政。秦始皇陵的修建是秦朝暴政的一个反映，而汉文帝陵的修建却是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一个缩影。
二、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
㈠、汉初分封的诸侯国，还有相当的势力。
㈡、西汉初年，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很活跃。诸王门下聚集许多宾客，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，指责中央，对中央集权很不利。
㈢匈奴仍然威胁北部边境，商人势力开始膨胀，地方豪强势力壮大，武断乡曲，土地兼并问题也日益严重等等。
总之，汉武帝时，由于新旧矛盾的交错，迫使西汉中央政府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统治，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。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，西汉的经济实力增强，具备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物质条件，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善于用人。这二者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。这一切，都把加强中央集权提到日程上来。汉武帝通过下令诸王把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侯国和其他办法及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加强思想统治等措施，最终实现了大一统。
三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
1.颁布“推恩令”
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即位以后，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，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。
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（元朔二年）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，颁布“推恩令”。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，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，作为侯国。从此，“大国不过十余城，小侯不过数十里”。封国越分越小，势力大为削弱。后来，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，设附益之法。“左官律”规定，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，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，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。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。“附益法”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，结党营私，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。
公元前112年（元鼎五年），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“酎金”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，夺爵、削地者达106人，占当时列侯的半数。至此，王、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，但所封王、侯只能“衣食租税”，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，封土而不治民。通过这些措施，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。此后，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。
2.君主集权的加强
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提高皇权，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。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，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。与此同时，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，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，替他出谋划策。这样，在朝官中有了“中朝”和外朝之分。由尚书、中书、侍中等组成的“中朝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，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，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。中外朝的形成，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。
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，以扩大统治基础。汉初，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：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，选任各级官吏，二是选自郎官，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、侍郎、郎中、议郎等。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，即可由郎官中选用。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。郎官多出自“任子”或“赀选”，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。因此，汉武帝即位后，除沿用上述制度外，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：
其一，察举制。汉文帝时已有“贤良”、“孝廉”之选，但未形成正式制度。汉武帝时，开始明文规定下来，凡丞相、列侯、刺史、守、相等推举，经过考核，任以官职。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，按比例选举，取消了资产的限制。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。
其二，“征召”制。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，由汉武帝召见，确有才能，授予官职。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“公车上书”之制，天下吏民上书言事，如有可取者，即以其所长，授以官职。
其三，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，也可入仕。公元前124年（元朔五年），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，置五经博士弟子，每年考试，凡能通一经以上者，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，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。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，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，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。
3.收归铸币权
汉 初，听任郡国自由铸钱。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，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，另一方面，一些贵族官僚、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，富比天子，威胁中央。吴楚七国之乱时，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。
公元前113年（元鼎四年），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，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，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。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，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、辨铜、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。这次新铸的五铢钱（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），重如其文，钱的质量很高，便于流通，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。
4.盐铁官营，均输平准
汉初，盐铁为私人经营，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，特别是文帝时，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。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，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、煮盐、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，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，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、铁官，管理煮盐、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。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，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。盐铁官营后，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。自从盐铁官营后，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。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，经营不善，往往产品质量低，价格昂贵，贫民购买不起。
汉武帝死后第六年，即公元前81年，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，曾议罢盐铁官营事。会议的结果，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，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。
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，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。公元前110年（元封元年），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，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。所谓均输，就是调剂运输；平准即平衡物价。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，引起物价上涨，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，往来烦难，“或不偿其费”。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，操纵物价。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，负责管理、调度、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，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。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，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，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，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。“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”，调剂物价，并获取收益。
实行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政策后，“民不益赋，而天下用饶”。
5.算缗和告缗
为了打击富商大贾、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（元狩四年），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。
算缗就是向大商人、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。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，抽税一算（一算为一百二十钱），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，凡四千钱，抽一算；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，每辆抽税一算，商人的车，则征收二算；船五丈以上者，每只船抽税一算。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，鼓励知情者揭发，叫做“告缗”。凡揭发属实，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，并罚戍边一年，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。此令一行，各地争相告缗。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，告缗之风，遍及全国。
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、豪强、贵族的经济势力，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。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。
6.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
汉初经过七十年左右的休养生息，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，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，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、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。于是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，作为统治思想。
汉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，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“大一统”，这种思想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，可以作为加强中央统一集权制的理论根据。其次，是由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吸取了道、法、阴阳五行等学说，他说：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。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，为封建政权服务，把道家的道统，变成封建的法统。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，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，既主张“以教化为大务”，又主张“正法度之宜”，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。 自从汉武帝确定“独尊儒术”以后，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。
7.强化了军队和法律
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，又采取措施，强化了军队和法律。在中央的常备军中，增设八校尉，隶属北军；增设期门军、羽林军，隶属南军。此外，又增设楼船（水军）等军种。军队的加强，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。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。汉武帝时，法律更为严密烦苛，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。
通过以上的措施，汉朝排除了种种阻碍，最终实现了大一统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巩固，并且为后世提供了经验。最终，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。
参考文献：《大一统的汉朝》
《西汉的中央集权》
《汉朝详述》
《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》
《西汉历史简介》
